——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
（来源：经济学动态 2024-06-18）
刘若鸿，许晏君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关键词：重点产业政策 非合意性趋同 土地市场 行业偏向
一、引言
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趋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地方政府行为扭曲被认为是造成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因素。由于存在晋升激励，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短视化的策略性行为，容易造成地方政府行为扭曲（Li & Zhou，2005；周黎安，2007）。在资源配置方面体现为，地方政府为服务于经济增长，倾向于主动干预资源配置方向。土地作为支撑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对于地区产业布局和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在土地市场中表现得愈发明显。总体来说，地方政府主动干预土地要素配置的行为给土地市场带来了一系列扭曲，诸如“两手”供地策略引发的地价歧视、产业政策诱发的行业偏向和“土地金融”引致的地方融资平台身份偏好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导下的土地市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作为一项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工具，对地方政府配置要素资源和优化产业布局存在着重要影响。为了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达到中央政府的政策需求，地方政府积极争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外部资金支持，盲目实施与自身比较优势不相符的产业政策，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鼓励发展一些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产业，造成了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这种主观上“中央舞剑、地方跟风”的发展模式客观上导致地区间产业同质化的形成，表现为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并深刻影响着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王燕武、王俊海，2009；吴意云、朱希伟，2015）。参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双重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承诺，逐渐形成了向中央政府争取外部资金支持、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发展路径，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间分工、经济协同发展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如何响应中央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省内产业结构趋同产生怎样的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机制又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中国产业结构“非合意性趋同”的政策诱因，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供地行为、优化省内产业结构布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政策思路，对于理顺土地市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利用 2007-2019 年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具体表现为土地要素配置朝着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地理分散。从经济意义上看，当行业处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期间，土地要素配置行业地理分散程度平均提高 5.1%。我们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省内经济增长差距、地级市增长目标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上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协同性如何影响地方政府“主观上”对于土地要素配置的行业地理分布，剖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内在动因。进一步地，本文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我们发现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是由政策干预和地方保护驱动的，并且容易造成无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省内无效率扩张，抑制了区域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本文分析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发现产业结构趋同并未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排除了产业结构趋同是由于集聚效应驱动的替代性解释。因此，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为“非合意性趋同”，抑制了区域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协同发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为“非合意性趋同”。已有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存在选择性供地行为，发现土地资源配置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容易带来产业结构趋同（闫昊生等，2019；张莉等，2017）。但是，相关工作并未进一步证实这种土地市场行业偏向导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是否为“合意性趋同”。因此，本文利用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信息，不仅基于地方保护和比较优势等视角分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还考察了产业结构趋同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揭示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是由政策干预导致的“非合意性趋同”，因此无法发挥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第二，拓展了土地市场扭曲的研究视角，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评估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补充了土地财政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土地市场扭曲的价格歧视特征进行分析，忽略了土地市场扭曲的行业偏向特征（Xu et al.，2017；Liu & Geng，2019）。围绕土地市场价格歧视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达成一致的共识，并且总结了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策略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低估和商住用地价格高估的现象（Tao et al.，2010；赵祥、曹佳斌，2017；赵扶扬，2022）。实际上，土地市场扭曲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价格特征外，行业特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将土地市场扭曲的研究拓展到行业层面，评估了土地市场扭曲的中观经济影响。第三，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央地”关系下产业结构整体布局的空间失衡，从产业政策制定角度为缓解地方产业结构“非合意性趋同”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供地行为和优化地方产业布局提供政策思路。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本文涉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土地市场的扭曲和产业结构趋同的形成原因三类文献。中国的产业政策贯穿每一次“五年规划”的制定，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改变产业间资源分配、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宏观管理手段。在中国产业政策体系中，产业政策的纵向维度包括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横向维度包括一般和重点产业政策，重点产业政策在政策稀缺性和政策支持力度均显著强于一般产业政策（刘若鸿、黄玖立，2023）。关于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研究，中央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往往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因此更具有前瞻性且呈现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在每一个“五年规划”阶段均有明确的政策定位（周叔莲等，2008；赵婷、陈钊，2019；余壮雄等，2020）。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国家产业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纵向指令”，地方政府根据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要求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并负责落实（Xu，2011）。已有研究表明，目前国家产业政策比较符合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但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度较低（吴意云、朱希伟，2015）。因此，地方政府也会依据地区比较优势和产业特色，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为“蓝本”制定差异化的地方产业政策。但是，在晋升激励和国家级开发区获批等因素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为了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支持，在制定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倾向于紧跟国家重点产业政策（赵婷、陈钊，2019）。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详细比较了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产业政策的制定情况，结果表明地方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叠比例超过 50%，而且在“十五”期间这一比例高达 79%。亦有文献检验了央地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发现同属于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比例较高，侧面验证了地方政府除了实施区域性产业政策外，也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家产业政策（阳镇等，2021）。
在土地市场扭曲上，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探讨地价扭曲，即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干预地价，造成了土地市场存在工业用地价格低于内在价值，而商住用地却高于内在价值的价格扭曲（Tao et al.，2010；赵祥、曹佳斌，2017；姚鹏等，2022；赵扶扬，2022）。鲜有文献关注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扭曲。本文所指的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是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和政策优惠等的外部支持，响应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求而忽视地区的比较优势，偏向性地将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到特定行业产生的供地行为扭曲。在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方面，闫昊生等（2019）的研究表明土地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有激励将稀缺的土地资源配置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张莉等（2017）亦发现地方政府优先将土地资源配置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与本文相近的研究是白秀叶等（2023）的研究，他们基于财政压力的视角发现，财政压力较大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土地出让给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行业，引致了土地配置的行业分散化和集聚经济的削弱。
关于产业结构趋同成因的研究，已有文献从经济发展阶段、知识技术溢出、地方利益博弈和晋升激励等角度展开探讨（Qian & Roland，1998；周黎安，2007；唐保庆、吴飞飞，2018；吴小康、于津平，2021）。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深刻地影响产业结构趋同，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容易形成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行为动机，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形成了趋同的干预产业布局行为（Young，2000；胡向婷、张璐，2005；黄赜琳、王敬云，2006）。He & Zhu（2007）发现中国各省的产业结构非常相似，政府竞争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和策略性模仿行为，导致了中国省际产业结构趋同。王燕武和王俊海（2009）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理论框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等绝对绩效指标带来的激励扭曲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趋同的关键因素。包群等（2017）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竞争压力导致经济开发区的主导产业选择高度雷同，同一辖区内部的主导产业高度相似是企业产能过剩的关键原因。黄亮雄等（2015）发现，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省际竞争特征，晋升激励是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互动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亦有一支文献反对上述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与产业结构趋同不存在逻辑必然性，甚至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强化了地区分工、促进了“行政区域专业化”的形成（徐现祥等，2007；Holz，2009；马草原等，2021）。
与本文较为相近的一支文献探讨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于良春和付强（2008）认为，地区行政垄断能够通过扭曲产业政策进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李桢（2012）深入剖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制度性诱因，发现产业政策是产业投资冲动的制度性激励，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往往把着眼点放在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上，而国家产业政策通常与地区比较优势相违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复投资、产业结构趋同。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也发现，地方政府往往以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为“蓝本”制定地方产业政策，各地产业政策高度相似性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黄亮雄等（2015）的研究也表明，除了省级竞争特征外，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也积极地跟进中央的产业结构政策。
综上，关于产业政策、土地市场扭曲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对产业政策的中观效应、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和产业结构趋同表现形式的探讨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虽然已有文献考察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布局的影响，但并未聚焦到土地市场的影响，也未剖析产业政策可能带来的土地市场扭曲；第二，关注土地市场扭曲的文献大多聚焦于地价扭曲层面，忽视了对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的探讨；第三，相关研究在验证中国存在省际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基础上，并未深入分析这种形式的产业结构趋同是否为“合意性趋同”。鉴于此，本文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分析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并尝试揭示产业结构趋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理论分析
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普遍面临上级考核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需要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以投入经济建设中。第一，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质是一种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地方政府需要根据上级指示负责具体落实产业政策，同时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面对中央政府的绩效考核，身兼多重任务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晋升最大化，倾向于优先落实更高级别、更易量化实现的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第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除了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外，还会积极争取外部资源来完成经济增长“加码”任务。寻求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成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缓解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重要合规渠道。其中，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是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有效方式，这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至少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策能够提高国家级开发区通过审批的概率（赵婷、陈钊，2019）；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展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专项产业基金支持，相当于中央政府直接给予地方政府一笔不菲的外部发展资金支持。
因此，地方政府出于绩效考核和寻求中央政府政策资金支持的目的，都倾向于将掌握的土地要素优先集中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同时给予一定的土地价格优惠，以鼓励行业内企业的发展（张莉等，2017；杨继东、罗路宝，2018；闫昊生等，2019）。但是，地方政府偏向国家重点产业政策行业的土地配置行为容易导致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造成一些不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目录内而非常符合地方比较优势、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得不到优先的资金支持，阻碍了地方经济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带来的土地市场行业偏向会深刻地影响地方产业布局。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会推动省份内的地级市政府争相调整产业布局，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鼓励发展一些能够产生行政明星效应的产业。地方政府这种“默契行为”所产生的土地市场行业偏向扭曲，使得地方产业结构逐步向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收敛，导致地区间“非合意性”的产业结构趋同。特别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是中央政府立足于国家整体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的一项统一的中观政策，不具备地区异质性。①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更符合东部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吴意云、朱希伟，2015；赵婷、陈钊，2019）。一般而言，培育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地方政府最优的、理性的选择。因此，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所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可能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差距、增长目标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上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第一，在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省份内的落后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的诉求表现得更为紧迫，借助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吸引产业落地是落后地区实现赶超的重要渠道，因此更倾向于积极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导致省内土地要素资源配置行业地理分散的程度更高，地区间产业结构朝着国家重点产业收敛的速度更快（赵文哲等，2010）。第二，对于地级市平均增长目标压力更大的省份而言，其下辖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加码”任务，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寻求外部资源支持的动机越强烈，进一步导致地级市政府越倾向于将土地要素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这种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一致性导致省内产业结构向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逐步趋同。第三，地方政府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地区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在地方财政压力更大的省份，地方政府面对有限的财力约束与发展产业经济的客观要求，倾向于优先甚至于仅考虑落地执行有中央政府支持的、有较大考核压力的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因此辖区的财政约束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促进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
综上，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本文提出假说如下：
假说：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趋同。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1.重点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趋同
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供地行为。为了通过绩效考核和争取外部资源，地方政府参照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将土地要素配置到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致使地方产业结构布局朝着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目录的行业收敛，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本文以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利用 2007-2019 年微观土地交易数据，匹配“五年规划”中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信息，探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地方土地要素配置的空间布局，检验其对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其计量模型如模型（1）所示：
landconc pkt = β0 + β1 impindpkt + ∑γXpkt + r p + r k + rt + εpkt （1）
其中，p 代表省份，k 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landconcpkt表示省份 p 的行业 k 在第 t年土地配置的行业地理集中熵，基于土地要素的视角来衡量省内产业结构趋同；impindpkt代表重点产业政策外生冲击的虚拟变量。Xpkt为一系列行业、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rp、rk和 rt分别表示省份、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εpkt为随机扰动项。
2.产业结构趋同的集聚效应
在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导致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的基础上，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是否为“合意性趋同”？为了检验背后的机制，本文利用城市-年份层面数据，构建如模型（2）所示的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Dynamic Panel Spatial Durbin Model），基于“时间-空间”关联的视角，探讨产业结构趋同的经济集聚效应：
yct = α1 yc，t-1 + ρWyct + β1 landspecct + β2Wlandspecct + ∑γControlct + rc + rt + εct （2）
其中，yct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lpgdp），yc，t-1 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项，用于捕捉经济发展的惯性；landspecct 用来衡量产业结构趋同，表示城市 c 在第 t 年用行业土地面积计算的行业专业化指标，用于衡量城市的行业分散化程度，行业分散化程度越高，则 landspecct 指标越大；Wyct 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ρ 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W 为综合空间权重矩阵；Wlandspecct 代表城市层面产业结构趋同的空间滞后项。β2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参数，如果预期产业结构趋同是由于集聚效应引起的，则 β2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邻近城市的行业分散化促进了本城市的经济发展，反之若 β2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城市间行业分散化造成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趋同表现出“以邻为壑”特征。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趋同。本文研究的层次是省内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借鉴 Aiginger & Davies（2004）、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的思路，本文利用土地要素的地理集中熵（landconc）和行业专业化（landspec）来反映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程度，并使用 HHI 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地理集中熵指标的计算公式为：landconc pkt =-∑c=1np( xkct xkt) ln ( xkct xkt)，代表省份 p 的行业 k 在第 t 年结果变量的地理集中熵指数，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业 k 在各城市的结果变量越分散，则 landconc 的指标越大，该省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越高，因此 landconc 为地理集中度的逆指标、产业结构趋同的正指标。行业专业化指标的算式为 landspecct =-∑k=1nk( xkct xct) ln ( xkct xct)，代表城市 c 在第 t 年结果变量的行业专业化指数，一般情况下如果城市 c 的结果变量在各行业越分散，表明省份内各城市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越模糊，则 landspec 的 指 标 越 大 ，因 此 landspec 是 城 市 c 行 业 专 业 化 的 逆 指 标 、产 业 结 构 趋 同 的 正 指 标 。landspec 为模型（2）的解释变量。其中，x 为土地出让面积；p 代表省份，c 代表城市，k 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np代表省份内城市的数目，nk代表城市内行业的数目。
经济发展水平（lpgdp）。借鉴马草原等（2021）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以调整到 2007 年不变价的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重点产业政策（impind）。借鉴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刘若鸿和黄玖立（2023）的研究思路，本文按照中央和各省份公布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文件，整理出其中提及的鼓励发展的行业，该数据来源于 CNRDS 的产业政策数据库（IPRD）。本文手工对照和匹配了微观土地交易数据库中的行业用途和证监会 2001 年行业分类标准。本文研究的产业政策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重点产业政策（impind_central），二是地方重点产业政策（impind_prov），本文主要关注前者的影响。具体而言，重点产业是地方政府在一般产业政策基础上，在规划文件中冠以“重点发展”“重点扶持”“大力发展”“优先发展”等明确强调政策支持力度词语引导的行业。重点产业政策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为中央（地方）政府在“五年规划”时期重点支持发展的行业则取 1，否则取 0。
进一步地，本文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重点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参照阳镇等（2021）的做法，如果某产业在同一规划时期既受到中央重点支持，又受地方重点支持，则将其定义为中央-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协同（impind_cp）。相对应地，重点产业政策不协同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该产业只受中央重点支持而未受地方重点支持（impind_c），二是中央未重点支持但地方重点支持（impind_p）。
3.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包括：（1）经济增长率标准差（sd_gdp）。本文采用省内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衡量，如果 sd_gdp 的指标越大，则表明省内经济增长差距程度越高。（2）省内地级市平均经济增长目标（mgdp_target）。本文采用省内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平均“层层加码”程度衡量，如果 mgdp_target指标越大，则表明该省的各地级市面临的增长目标压力越大。（3）地方财政压力（fiscal_press）。本文采用省内面临财政压力的地级市占比衡量。借鉴曹春方等（2014）的思路，本文首先测算地级市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如果地级市面临超负荷的未预期财政收支压力，那么财政压力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在此基础上，采用同一省份内当年面临财政压力的地级市数量占总数的比重衡量地方财政压力。如果 fiscal_press指标越大，则表明该省的各地级市普遍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
4.控制变量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对模型（1）控制了如下一系列省份-行业-年份层面的变量：行业土地出让面积（llandm2），用省份 p 的行业 k 在第 t 年土地出让面积的对数衡量；行业销售产值（lrevene），用省份 p 的行业 k 在第 t 年销售总产值的对数衡量；经济规模（lgdp），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财政盈余率（deficit），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减去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人口规模（lpop），用年底总人口的对数衡量；对外开放程度（trade），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此外，本文也对模型（2）控制了如下一系列城市-年份层面的变量：产业结构（industry），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盈余率（deficit），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减去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居民储蓄率（saving），城市年末居民储蓄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口密度（density），城市每平方公里行政区划面积总人口的对数；城镇就业率（employ），城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三）数据来源
工业用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工业行业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本文从土地市场化收集了 2007-2019 年共计 2287233 条全国土地交易的出让结果交易公告数据，出让结果中包括每一交易地块的位置信息、行业信息、出让价格、出让面积和用地类型等重要信息。本文根据每宗土地的行业用途得到 43 个大类行业的工业用地情况，并根据土地出让面积计算得到各省土地要素资源的地理集中熵（landconc）和行业专业化（landspec）指数，以此来衡量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第二类是重点产业政策的数据，本文收集整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文件，整理出其中提及的鼓励发展的行业，该数据来源于 CNRDS 的产业政策数据库（IPRD）。第三类是其他数据，包括各类控制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 CSMAR数据库等。为消除极端值和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缩尾，并将所有价格变量通过省份 CPI调整到 2007年不变价。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本文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列（1）和列（2）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为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估计结果；列（5）为同时考虑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结果。从其中可以发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即当行业在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期间，土地要素资源在省内的配置呈现显著的地理分散态势，地级市政府“一致地”将土地要素资源倾向性配置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这种土地市场行业偏向导致土地要素配置方向在省内呈现收敛态势，造成了产业结构趋同。
为了准确理解重点产业政策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不妨以纳入了控制变量的表 2 （2）、列（4）和列（5）作为基准结果。在其列（2）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impind_central）的估计系数为 0.051，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上看，当行业处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期间，土地要素配置的行业地理分散程度平均提高 0.051，约为平均土地要素配置地理集中熵（landconc）的 5.1%（0.051/1）。表2 列（4）中地方重点产业政策（impind_prov）的估计系数为 0.036，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当行业处于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支持期间，土地要素配置的行业地理分散程度平均提高 0.036，约为平均土地要素配置地理集中熵的 3.6%。表 2 列（5）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为 0.04，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为 0.019，二者分别在 1%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即使考虑了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仍然显著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并且从二者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看，产业结构趋同主要是由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导的，后文主要关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
土地要素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空间载体及融资抵押工具，工业用地结构是地方产业布局的有效映射。总体而言，表 2 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以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为“蓝本”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将土地要素资源一致地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地方政府干预土地要素配置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各地产业结构布局，使得各地产业结构布局朝着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目录收敛，造成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1）可以被认为是双重差分模型，核心解释变量重点产业政策（impind）能够分解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虚拟变量（treat）和时间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因此，表 2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即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前的不同年份，实验组与控制组的产业结构趋同拥有相同的时间趋势。本文进一步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
landconc pkt = β0 +∑τ=-7，τ≠-17ατ Dummypkt + ∑γXpkt + r p + ri + rt + εpkt （3）
其中，Dummy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如果该年份距离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的期数为 τ，那么该变量取 1，否则取 0，本文将政策冲击期数小于-7 的统一为第-7 期，超过 7 期的统一为第 7 期，基期为政策冲击的前一年。因此，α0 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当期的效应，α-7-α-2 代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前的效应，α1-α7 则捕捉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后的动态效应。如果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则α-7-α-2 应不显著。
图 2 汇报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其结果显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前虚拟变量 Dummy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双重差分估计的平行趋势是较为稳健。在政策实施之前，受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和未支持行业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在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后，受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 landconc 明显上升，并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促进作用持续性较强。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注：横轴为政策冲击的时期，纵轴为模型（3）中 Dummy 的估计系数 ατ，垂直的虚线代表 95% 的置信区间。
（三）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基于经济增长差距、增长目标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导致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调节效应分析的估计结果见表 3。
第一，经济增长差距。表 3 列（1）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差距交互项（impind_central×sd_gdp）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差距对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地级市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本结论表明，为了弥补经济增长差距，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为增长而竞争”引导地方政府优先发展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从而加剧省内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第二，增长目标压力。表 3 列（2）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与增长目标压力交互项（impind_central×mgdp_target）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增长目标压力对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地级市平均增长目标压力较大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这表明，在晋升压力和增长目标压力驱动下，地方政府更容易将土地要素资源“一致地”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
第三，地方财政压力。表 3 列（3）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与地方财政压力（impind_central×fiscal_press）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地方财政压力对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财政约束的作用，即财政状况是影响地方政府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内在动因，财政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业偏向、促进了产业结构趋同。
综上，本文的调节效应分析解释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趋同：在政府竞争模式下，地方政府围绕着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行政竞争。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增长目标压力的驱动和地方财政压力使得地级市政府为了落实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和争取中央政府的外部支持而干预辖区的产业布局，从而导致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
（四）央地政策协同的作用
在央-地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本文探讨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协同性如何影响省内产业结构趋同。表 4 报告了重点产业政策协同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估计结果。在其列（1）中，核心解释变量 impind_c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央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协同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趋同。在其列（2）中，impind_c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对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即使不受到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的支持，地方政府仍然倾向于将土地要素一致地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在其列（3）中，impind_p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如果某一行业只受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支持，但不受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则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动机不足，因此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不显著。
为了检验本文的实证发现是否受遗漏变量、随机因素等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实证发现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本文进行如下的安慰剂检验。借鉴 Cai et al（. 2016）的研究思路，本文随机选择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据此构造了虚构的行业-时间层面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冲击的随机实验。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国家在“五年规划”时期实际支持的行业数目，随机选取数目相同的行业以构造虚拟实验，再利用模型（1）重新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如图 3 所示，在 1000 次的随机化测试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呈现以零为均值的正态分布，分布集中在零附近，且大多数估计系数的 P 值均大于 0.1。同时，本文的真实估计（表 2 中列（2））在安慰剂检验中是明显的异常值，即估计系数均在1000 次估计结果的 95% 以外。这意味着，本文并未遗漏重要的影响因素，即本文显著的实证结果确实是由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带来的，并非由于其他未控制的省份行业特征造成的。
注：X 轴表示估计系数，垂直实线表示真实的估计系数，散点表示估计系数对应的 P 值。
本文实证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核心解释变量——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是外生的。由于国家重点
产业政策是由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等因素制定的，产出份额高、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入选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目录的概率更高，同时这些行业也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倾向性配置的土地资源。因此，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可能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这种非随机性使得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借鉴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构建 probit模型量化中央政府的重点产业选择行为，估计出产业被选择为重点产业的概率作为工具变量。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 probit选择模型如模型（4）：
prob { impind_central = 1 }kt = δ0 + δ1 Indkt + δ2Turnovert + δ3 Xt + ε kt （4）
其中，Indkt为一系列行业特征变量，包括行业企业数量、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已有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换届可能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因而模型（4）考虑了中央政府换届（Turnover）因素；Xt代表一系列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进出口总额和财政赤字；ε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本文用 probit模型估计得到产业被选择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概率拟合值（prob_ind）作为工具变量对表 2 中列（2）重新进行估计。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中第一阶段的统计量结果显示本文工具变量估计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其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注：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Stock‑Yogo Weak ID Test 10% 的临界值为 16.38。
（七）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土地要素资源配置的行业地理集中熵衡量产业结构趋同。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构建 HHI 指数衡量产业结构趋同重新进行回归。二是改变稳健标准误的聚类层级。为了验证本文的核心结论对标准误的聚类层级是稳健的，本文采用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替代聚类到省份-行业层面的标准误重新进行回归。三是剔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剔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本文剔除 2008 年和 2009 年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五、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
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理论上可能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合意性趋同”，二是“非合意性趋同”。其中，“合意性趋同”通常指地区间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造成的，这种趋同不但没有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利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但“非合意性趋同”主要是产业政策干预的产物，对中国整体工业发展可能有一系列负面影响（陈耀，1998；吴小康、于津平，2021）。如果省内的产业结构趋同能够发挥经济集聚效应，那么，这种地理分散带来的产业结构趋同可能是良性的，据此得到的政策启示也会截然相反。本文试图解析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省内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基于地方保护和比较优势的视角，检验产业结构趋同的驱动因素；另一方面，考察产业结构趋同的集聚效应，检验产业结构趋同是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如果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趋同是由地方保护驱动的、与区域比较优势分工耦合性较弱、无法发挥集聚效应，那么这种由于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表现为“非合意性趋同”。
（一）市场化与地方保护
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表 6 报告了基于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基于市场化程度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在其列（1）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在列（2）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地级市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布局的动机较强，因此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趋同。
表 6 列（3）和列（4）为基于地方保护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在表 6 中，列（3）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但在列（4）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地方保护程度较高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越严重的省份，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响应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争取中央政府的外部支持保护本地市场，干预地方产业的空间布局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因此，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是“非合意性趋同”，是由于地方保护驱动的而非地区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的。
表 6 基于市场化与地方保护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二）比较优势
表 7 报告了基于比较优势分组的估计结果。表 7 列（1）为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估计结果。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产业结构趋同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表 7 列（2）为无比较优势行业的估计结果。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造成了无比较优势的行业在省内呈现生产要素地理分散的格局。这意味着，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市场造成了行业偏向扭曲，容易发展偏离自身比较优势的行业，造成无比较优势行业在省内的分散化发展，导致省内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趋于同质化。因此，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使得生产效率较低的行业在省内无序扩张，是政策干预的产物，无法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表现为“非合意性趋同”。
上述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默契地将土地要素配置到国家重点鼓励支持发展的行业，即使这一行业不受地方产业政策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非合意性趋同”提供了直观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应当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按照地方重点产业政策目录发展特色产业，如果被动复制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划，容易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地区间分工不足，带来区域经济效率的损失。
表 7 重点产业政策、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趋同
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促使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朝着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收敛，导致省内的产业结构趋同。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趋同”还是“非合意性趋同”？如果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有利于发挥经济集聚效应，那么这种朝着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收敛的地方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是良性的，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为“合意性趋同”。
为了排除产业结构“合意性趋同”这一替代性解释，本文尝试探讨产业结构趋同如何影响辖区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趋同对相邻城市产生何种形式的经济溢出效应。本文纳入东中西部的区域虚拟变量与行业专业化指标（landspec）的交互项，探讨产业结构趋同效应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表 8报 告 了 产 业 结 构 趋 同 对 经 济 发 展 影 响 的 估 计 结 果 。 其 中 ，列（1）和 列（2）为 双 向 固 定 效 应 模 型（TWFE）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用于探讨产业结构趋同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8 列（1）中 landspec 估计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趋同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这意味着省内行业分散化发展可能是由于地级市政府盲目遵循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地方政府违背地区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的分散化布局，因此降低了资源的行业配置效率。表 8 列（2）剖析了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趋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正而不显著，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趋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且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趋同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要素资源禀赋相对欠缺，产业结构趋同发展阻碍经济增长。
表 8 列（3）中 landspec 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列（1）一致。在空间溢出效应上，产业结构趋同的空间滞后项（W×landspec）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邻市的行业分散化阻碍了本市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趋同不存在地区经济集聚效应，总体上不但阻碍本市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邻市的经济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异质性上，landspec与西部地区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且通过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 landspec 与中部和东部地区交互项并不显著，表明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产业结构趋同阻碍了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空间溢出效应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显著抑制了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产业的保护力度更强、市场分割的程度更高，使得产业结构趋同发展并未与邻市政府形成显著的集聚效应，阻碍了经济协同发展。
综上，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导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是一种“非合意性趋同”：土地市场行业偏向使得省内各地级市政府纷纷将土地要素配置到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导致产业结构布局逐步走上行业分散化发展的道路，即地级市政府不按照自身特色产业、比较优势发展支柱性产业，并且这种现象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的作用下，省内的地级市政府分散化发展国家重点行业并未带来产业集聚效应，反而加剧了地区间“逐底竞争”，抑制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表 8 产业结构趋同的集聚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五年规划”中国家重点产业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考察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趋同。从经济意义上看，当行业处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支持期间，土地要素配置行业地理分散程度平均提高 5.1%。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省内经济增长差距、地级市增长目标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上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协同性如何影响地方政府主观上对于土地要素配置的行业地理分布，剖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内在动因。进一步地，本文检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揭示了产业结构趋同为“非合意性趋同”：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是由政策干预和地方保护驱动的，并且容易造成无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省内无效率扩张，抑制了区域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本文分析了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的省内产业结构趋同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发现产业结构趋同并未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排除了产业结构趋同是由于集聚效应驱动的替代性解释。因此，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为“非合意性趋同”，抑制了区域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协同发展。
本文的研究对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以下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趋同的表现形式为“非合意性趋同”，不利于提升经济效率和区域协同发展，尤其在地方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具体地，一方面，健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机制，降低地方政府对地方保护主义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强中央对地方政策执行的动态监测和评估，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将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市场一体化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范围。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严格查处和惩戒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确保市场规则的统一和公平。
第二，国家重点产业政策引致无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地理上呈现分散态势，在政策干预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在产业布局的选择上盲目紧跟国家重点产业政策而发展违背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无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省内无效率扩张。由于按照东部、西部和中部划分的区域内比较优势的差异程度较小，中央政府可以充分考虑全国区域间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的结构异质性，尝试针对性出台分区域的国家产业政策。这样的做法可以在保证央-地政策协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避免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偏离自身比较优势盲目跟随中央政策的风险。同时，在产业政策选择和制定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尽可能地遵循地区比较优势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施产业布局，谨防出现土地配置的行业地理分散化和产业结构同质化以及由于地方政府间产业政策同质化导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第三，地方政府应当逐步摒弃“中央舞剑、地方跟风”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发展战略与地区比较优势的耦合程度，立足于自身产业发展特色，基于比较优势战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积极发展地区支柱性和特色化产业，同时应及时取消一些非必要的、违背地区比较优势的地方产业政策，以节省地方财政支出进而减缓了财政压力，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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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Unintentional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
LIU Ruohong and XU Yɑnjunb
（a: Fujiɑ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b: Xi’ɑn Jiɑotong University, Xi’ɑn, China）
Summary：As a policy tool gui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local resource allocation. However， in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local governments blindly respond to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allocating land resources to industrie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Such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leads to distortions in the land market. This subjective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leading，local governments following，” objectively leads to regional industrial homogenization，manifesting as profound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 The resultant market segmentation significantly impedes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conomic synerg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d to central governments’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in the land market，the impact on the convergence of provincial industrial structures，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helps understand the policy incentives behind industrial “unintentional convergence”，providing policy insights for regulating local governments’ land leasing behavior，optimizing provinci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ayouts，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synerg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land market， advancing land factor market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Using land transaction data from 2007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land sector preference， leading to provinci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Economically， during periods of industry support by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the geographic dispersion of the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dex increases on average by 5.1%.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growth within a province，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essure to achieve growth targe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pressure serve as channels that explain how key industrial policy leads to industrial converge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olicy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province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and higher local protectionism.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and loc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affects the loc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llocation and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drivers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o obtain external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uniformly allocate land resources to industries encouraged by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even if these industries are not locally encouraged， resulting in inefficient expansion of industries with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urthermore，this paper finds that this type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oes not result in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stead，it hampers regional economic synergies. Therefore，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s characterized as “unintentional convergenc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current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ly， this paper adds to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land finance.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land market distortions，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based on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 Secondly，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industrial policies lead to local governments’ selective land leasing behavior， resulting i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However， related literature has not further confirmed whether this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induced convergence constitutes “intentional convergence”.“Intentional convergence” does not cause negative effects but may promot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However，“unintentional convergence”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industrial policy intervention.Therefore， this paper furthers existing literature by revealing that the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nduced by national key industry policies is caused by policy intervention. Thirdly， the pap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imbalance i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ay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mitigating the“unintentional convergence” of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s，offering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gulating local governments’ land leasing behavior， optimizing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ayout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ynergy.
Keywords： Key Industry Policies； Industrial Convergence； Land Market； Sector Preference
JEL Classification： L52， L16， R52
（责任编辑：金禾）
（校对：木丰）
(发稿/吴靓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