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2021-07-10)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与《资本论》密切相关。1873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阐述与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明显不同。为弄清究竟，本文对1857-1872年的《资本论》创作进行追踪，发现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是个重大转折。本文还对第二版跋关于辩证法的论述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解读。第二版跋对于辩证法的公开宣示，为后来的辩证法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恩格斯、列宁都深受影响。在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对辩证法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与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与《资本论》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初期，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不断地探索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这其中，凝聚了马克思全部智慧和心血的《资本论》可以说是指导党全部工作的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资本论》的关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直接产物，随着学习研究《资本论》的深入，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之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最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实现了革命的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形成，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和随后各卷陆续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但其影响一直主要局限在欧洲。虽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国内已经有个别有识之士提及马克思和《资本论》，比如朱执信在1906年就已经公开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引起国内苦苦寻找救国图强之路的有志之士的极大重视，才得以在中国传播。传播初期，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后成立，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了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陈独秀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将凝聚了马克思全部智慧和心血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的任务越发迫切，共产党人急需通过《资本论》原著更准确地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之于革命实践。但是，由于《资本论》晦涩难懂，加上反动势力的阻挠，所以直到1936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69年后，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才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由中共党员王思华和侯外庐翻译完成。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本，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第四卷则直到1949年才最终出版。
“《资本论》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灌输，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自觉地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果，毛泽东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据王占仁考证，“毛泽东同志在1920 年通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在1932 年4 月得到并至少是‘泛读’过《资本论》”。因而，毛泽东同志可以极大地吸收了《资本论》的各种营养，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征程，最终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2.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论》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经历了曲折，与此相对应的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也经历了曲折，这两者呈现出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出版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版《资本论》的修订本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四卷，进一步促进了《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取得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重大成果。
但是，在实践中也走过弯路，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曲折。究其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从方法论上看，则在于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因而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说，由于对《资本论》的研究不透彻，对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掌握不到位，使得不能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的叙述”(即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和“作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即作者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所得出的主观结论和倾向) 这“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进行区别，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从而日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教条主义的另一表现则是认为“《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因而宣称《资本论》在社会主义中国过时了，这也使得《资本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重新回归，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与此同时，《资本论》的宣传和研究也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期，学者们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看待和解决实践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遭遇挫折，《资本论》的教学研究也受到较大冲击。《资本论》被视为“革命的经济学”，而现实需要的是“建设的经济学”，因而《资本论》“过时论”的论调又开始甚嚣尘上。多数高校都取消了《资本论》的教学，不少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以《资本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逐渐边缘化。
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怎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我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之前发生了什么？
因为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著作只能是《资本论》，也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内涵和本质作了最经典而又详尽的阐释，使得第二版跋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了学好唯物辩证法，我们首先需要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之前的重要历史事实有所了解。
1. 1857年8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伦敦，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马克思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写了24本笔记，即所谓《伦敦笔记》。1857年8月，马克思开始撰写自己经济学巨著的第一部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此他写了一篇导言，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马克思提到了两种方法，从具体到抽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使用的方法，但马克思并不认同，认为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虽然这一方法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但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在这里马克思还论述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在《导言》论方法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马克思主要论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叙述方法，肯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强调要处理好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二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持批判态度，这和十年前写作《哲学的贫困》的立场是一致的。三是在《资本论》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辩证法”这一概念在这里还没有出现。
2. 重要的转折：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
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的著作，并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这封信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再次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很大的忙；二是马克思打算写一个小册子，批判地阐述黑格尔方法中的合理东西，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得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且又浏览了一遍？是在他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前还是稍后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8年在柏林出版了《弗莱里格拉特与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其中弗莱里格拉特于1857年10月22日致函马克思：“由于清理自己的图书馆，我找到了几卷原先属于巴枯宁的残缺的黑格尔全集……如果它们对你有用，可以把它们给你带去……我已于今天早晨带到城里，因此，如果你让人来一趟或顺便来一趟西蒂的话，它们将归你支配。”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件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马克思在1857年10月22日后很快（甚至当天）就得到了黑格尔的书，把《逻辑学》又浏览了一遍，稍后着手加工经济学材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开始写作手稿的时间就应该是1857年10月底，而不是现在所说的1857年10月。笔者在35年前和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从不同的道路作出了这一证明。
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一方面还要继续批判其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对蕴含其中的“合理的东西”开始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材料加工中加以应用和发展，还打算专门写一个小册子来进行阐述。这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马克思成就了黑格尔，也使黑格尔成就了马克思。
3. 首次披露：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两篇书评
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应马克思之嘱，恩格斯写了两篇书评。第一篇书评着重强调，新产生的“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创立的唯物史观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诸于世，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扼要阐述，但未必能引起广泛关注。恩格斯郑重指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现……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它引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疯狂反对，也就不奇怪了。第二篇书评中恩格斯着重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方法，直接称之为辩证法，因为恩格斯通过一年半前和马克思的通信，已经获得了这一信息。恩格斯指出，虽然黑格尔辩证法在现有形式上是不适用的，但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其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值得钦佩，但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都害怕干这件事。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这段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应用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就把以往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二是这一观点不仅是恩格斯的，也是马克思的，因为成稿前后他们都讨论过，意见完全一致；三是马克思所批判地应用、改造和发展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并依此制定出一种新的方法，其意义堪与他们十五年前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相媲美！
4. 不可忽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关的几件事
一是恩格斯在看《资本论》第一卷清样时，致函马克思，建议“价值形式”那部分“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指《哲学全书》——引者）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马克思采纳了恩格斯的这一建议，并在回信中告诉恩格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他“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1867年6月24日，恩格斯致函马克思，提到要把《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认为在翻译时，“需要有一套翻译黑格尔用语的术语（英文的）”
二是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三是1868年5月9日马克思致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表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指《资本论》其余各卷的创作——引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打算写的《辩证法》，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应用的方法，而是一部著作，他已把辩证法——《资本论》的方法——提升为一种理论、一门科学。
四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杜林于1867年12月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就发表了评论，把《资本论》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指《资本论》第一卷——引者)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870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稿时，又一次提到了杜林:“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杜林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恩格斯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反杜林论》的写作，给了杜林以毁灭性打击。
从1857年到1872年，在这十五年中，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入和构建科学结构体系的迫切要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单纯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转变为改造、应用和发展黑格尔所发现的内容无比丰富的辩证法；承认黑格尔是自己的老师，肯定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存在着“合理的东西”，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对黑格尔辩证法予以充分肯定，甚至还打算写一本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小册子；明确《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十五年心路历程的变化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公开表达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的发表则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契机。
三、第二版跋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真情告白
《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第二版写于1873年1月24日。关于这篇文献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价值，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份。这里着重谈对辩证法的真情告白，也就是心里话、大白话，不需要任何掩饰。
1. 对《资本论》方法各种评论的评论：辩证法首次得到确认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对其所应用的方法发表了大量评论，马克思的总体评价是“理解得很差”，不仅不得要领，而且是“互相矛盾”。例如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责备马克思只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而俄国的尼·季别尔教授则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与演绎法相反，莫·布洛克先生则在《经济学家杂志》撰文，发现马克思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德国的评论家尤·孚赫和欧·卡·杜林大叫《资本论》中充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诡辩，而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则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虽然其‘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在马克思看来，上述所列举的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述，都不值得一驳，唯独对考夫曼的评论很感兴趣，特地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其主要观点是：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他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特别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或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或联系秩序的规律；其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其三，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其四，马克思否认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其五，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价值。马克思在摘引后，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他写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告《资本论》应用的方法是辩证法，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着重提到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中的“抽象力”作了很好的注脚。从此，辩证法作为《资本论》的主要方法，从隐晦走向明朗，从幕后走向幕前。
2.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要运用辩证法
考夫曼之所以对《资本论》的方法作出正负两极的判断，是因为他不了解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所以马克思予以专门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这里的“形式”，指的是思维的行程。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1857年8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当时强调的是指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系的叙述方法，所以不能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而必须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从具体到抽象，则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采用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是叙述方法的唯物主义前提，否则就是从概念出发，面壁虚构，势必滑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马克思指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适当叙述”“现实的运动”，就会出现两个奇异的征象：一是“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被整合到《资本论》里的本来是无生命的材料，但好像突然有了灵气一样，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它们自主而又自由地活动起来，按照一定的秩序，相互联系、有序结合，相互转化，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蔚为壮观。二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即先于个别经验而存在的结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讲的“从抽象到具体”中的“具体”。这种“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应用辩证法。
3. 《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在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中，杜林的调门最高，也最恶毒，他有意把《资本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以便混水摸鱼。持这种观点的还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等人，他们既不懂黑格尔的方法，也更加不懂马克思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他们不明白，在毕希纳、费希纳等人早就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马克思为什么还如此厚待黑格尔？所以，在全面评价黑格尔之前，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划清与黑格尔的思想界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请注意，这后一句话并不是英国唯物主义者洛克的“白板”反映论，而是基于社会实践的观念生成说。为了加深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我们不妨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表明，马克思已不是如同洛克、费尔巴哈那样的旧唯物主义者，而是创立了科学历史观的“新唯物主义”者。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考夫曼在评论《资本论》时专门引用了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马克思特别强调：“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可以肯定《资本论》辩证法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可称之为唯物辩证法。
4.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致敬与拯救
尽管在以前的论著和私人通信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曾经作过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但像第二版跋中这样全面的评价应该是第一次。首先，马克思回顾了历史上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之后在1845年写的《费尔巴哈提纲》、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著的《哲学的贫困》等论著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都作了无情的批判，所以，杜林、朗格之流想抹黑马克思，可见是十足的无知，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在马克思面前大谈批判黑格尔！其次，马克思给了黑格尔应有尊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曾经名噪一时的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他的老师发声，公开承认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是何等的正义凛然，又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马克思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通过1857年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研究，已切实感到黑格尔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思想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辩证法家。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尊严，而是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再次，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评价。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这后一句话我们可以倒过来解读：“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也就是揭示了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现行哲学教科书所载明的。过去为了贬低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所提出的规律和范畴，总说那是被他所猜测到了，但马克思在这里明明写的是“有意识地”，也就是主动、自觉揭示的。至于“全面地”，黑格尔辩证法涉及领域之广，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那就是“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第一个”也就名符其实。复次，要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哲学曾经是德国的官方哲学，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处于独占地位。黑格尔逝世以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最简单技巧，到处搬用，常常笨拙得可笑。正如一位波恩教授所说的，这些家伙懂一点“无”，却能写出“一切”。而当费尔巴哈宣布废弃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黑格尔辩证法被弃置一边，甚至被遗忘，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用它干些什么。是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的科学价值，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它现有形式上是根本不适用的，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一番脱胎换骨的批判。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只有马克思才是唯一能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后，他最终获得了成功！
5. 《资本论》辩证法的阶级性和精髓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恩格斯曾以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哲学命题为例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及其臣民眼中，这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因此黑格尔的哲学甚至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但是，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心里明白，并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竞争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德国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亨利希·海涅早在1833年就觉察到在黑格尔看似保守的词句后面竟然隐藏着革命的锋芒。马克思指出，如果把辩证法的神秘面纱去掉，还其本来面目，即其“合理形态”，那么就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也就毫不奇怪了。真正的彻底的辩证法，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马克思用三句话概括了辩证法的精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辩证法是对现存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批判和否定，是对充当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的庸俗经济学家的彻底批判和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5章写道：“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如果说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还是一个理论的预言，那么在《资本论》中则是完全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作用”实现的。这就是浸润着辩证法精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强大力量！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关于辩证法的真情告白中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示：《资本论》的方法，不是这一种方法或那一种方法，而是源于他的老师、唯心主义“大思想家”黑格尔，而又“把它倒过来”，彻底加以批判改造的辩证法，这一过程经历了整整三十年！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也成就了黑格尔，当然，黑格尔也成就了马克思。第二，在《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它们不是两层皮，而是合为一体。1870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轻蔑地提到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他“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 ‘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 即辩证方法—— 的描述而已”。《资本论》之所以能创造出堪称“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的完美“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 ，也就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用之巨大，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与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相媲美。第三，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告白，无论在科学上还是道德上，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他几十年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量事实为依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终于“达到光辉的顶点”。但他并不讳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加工”堆积如山的政治经济学材料时帮了很大的忙。所以尽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黑格尔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死狗”，马克思并没有跟风或置身事外，而是在划清《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界限后，仍然以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为荣，这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在马克思那里，是与非是清楚的，敌与友也是分明的，这是科学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格的魅力所在！
四、 从恩格斯到习近平：第二版跋关于辩证法告白的深远影响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关于辩证法的真情告白为后来的辩证法研究拉开了序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1. 恩格斯对辩证法的拓展与提升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辩证法。《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首先，恩格斯在引论中概述了欧洲辩证法发展的历史。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素朴的世界观虽然正确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清这种细节，人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或历史等方面剥离出来，分门别类加以研究，这就造成了长达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孤立、片面、静止地研究对象，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违反客观世界的本性的。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就在于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的现实联系被颠倒了，这导致了黑格尔体系的“巨大的流产”。实现了历史观巨大变革的“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它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其次，论述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这一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在第十二章“辩证法·量和质”中，针对杜林胡说马克思靠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从而得出预付资本达到一定界限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马克思除了揭穿杜林肆意歪曲原文外，还举了化学中碳化物的分子式和军事上的应用为例，说明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资本论》中应用这一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是完全正确的。再次，论述辩证法又一重要规律否定之否定的客观普遍性。在第十三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中，恩格斯驳斥杜林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段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肆意歪曲和攻击，通过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杜林所百般嘲笑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旦清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的神秘垃圾，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
《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6年。其主要观点是：第一，辩证法是现今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只有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模式和说明方法。第二，高度评价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辩证法一个无所不包的纲要，但主要是从完全错误的立脚点出发而展开的，“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 、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第三，在恩格斯专论辩证法的论文（1879，未完成）中，提出他要阐明辩证法这一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恩格斯对量和质相互转化的规律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第四，提出辩证法的主体内容如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一系列辩证法的范畴。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范畴有：吸引和排斥、两极性（化）、正和负、单一的和复合的、同一和差异、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等，对有的范畴如偶然性和必然性，还作了较深入的阐述。恩格斯还论述了辩证逻辑，认为它不象形式逻辑那样，只满足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恩格斯虽然谦虚地说，他“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但实际上他描述了辩证法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提出的辩证法作了明显的拓展和提升。
2. 列宁对辩证法研究的深入和推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哲学笔记》和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列宁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1914-1915年专心致志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相关著作，他最关注的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如何被马克思吸取并运用到《资本论》的创作中去。首先，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总体评价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外壳所掩盖，所以“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其次，强调要读懂弄通《资本论》，一定要熟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写道：“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非常宝贵的辩证法遗产，我们要十分珍惜。“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再次，列宁可能打算写一本有关辩证法的著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书，但他留下了两份重要材料：一是辩证法的要素，共十六条，如考察的客观性，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等。列宁在后面的一个大框框内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二是撰写小论文《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是列宁1914-1915年研究辩证法的独特总结，提出辩证法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本质、基本特点或特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区别；分析了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一般、特殊和个别，逻辑和历史等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间列宁为当时在俄国颇为驰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了卡尔·马克思传记的词条（1914.11），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增加了“辩证法”的内容。在论述发展观念时，列宁写道：“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 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 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列宁对辩证法发展观作了精辟的概括。
列宁1922年3月为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向全党发出了号召：“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列宁要求，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他甚至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成立“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的协会”。总之。“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完成这样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写这篇文章后不久列宁就去世了，该文也被称为列宁的哲学遗嘱。
3. 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论贡献和实际应用
毛泽东重视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与应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他还明确指出“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因此“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对于已经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同志，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习，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为如果不懂得它们，不同它们斗争过，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习和掌握就是不巩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杰出应用。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奠基人，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首创者。历史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除了他对于中国实际有更多的考察与认识之外，还因为毛泽东最早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资料显示，1937年6月毛泽东在剖析建党以来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时，特别指出其哲学根源是“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 “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因此，要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就 “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同年7到8月间，毛泽东应邀在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相关讲稿后经他修改定名《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以内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讲稿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初稿。在讲稿中，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中国的革命实践，深刻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过“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并引用列宁的说法，“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了充分的发挥，因此，他在1938年10月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
毛泽东强调辩证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同志批评该书“作者们没有辩证法”，强调“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强调马克思和列宁之所以能分别完成《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这样的伟大著作，是“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著作就是对辩证法在中国的实际杰出运用。
4. 习近平开辟了新时代唯物辩证法继承和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他始终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许多重要思想和论述都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比如，针对经济与政治这两个重要范畴，他强调“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但这种有机统一亦离不开我们的努力。针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他率先提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 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针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他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好用好辩证法。对于党的领导干部，习近平特别强调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比如，习近平反复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在认识论上要有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要学会统筹兼顾，在具体工作中要学会‘十指弹琴’”，在“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讲究辩证法”，要“用好辩证法”,“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善于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既求真务实、稳扎稳打，又与时俱进、敢闯敢拼。”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还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等治国理政必须运用和坚持的思维方法。它们实质上都是属于辩证法的，所以说，习近平开辟了新时代唯物辩证法继承和发展的新境界。（作者：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福建师范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黄瑾，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建师范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来源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fkTFo91HQZ7O-4p1O4Pew
发稿/黄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