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严复
（来源：福建日报 2017-12-18）
当前，有关严复思想的研究渐成显学。据统计，近两年在国内某学术文献发布网络平台上涉及严复的论文就有300余篇，其中针对严复思想的研究达60多篇（核心期刊至少有27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从多个角度开拓出不少新的研究方向。例如，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严复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重新得到学界关注。有的结合严复生活中的疾痛及其著作中关于疾病医疗的内容，探讨严复的医药观，进一步阐释其晚年思想的“保守”……因此，“严复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成了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等承办的2017年学术年会之主题。
纷繁复杂的思想
众多的新兴研究表明，“严复的思想是复杂的”“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同时也揭示出严复的“超前”思想与当今的社会治理存在颇多契合之处。
例如，福建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黄丽云等人认为，严复的法律思想对当代启示有三，一是推进良法制定与实施，主张“立善国利民之法”，否则只能成为“苟且之政”；二是规范权力行使，批判“贫富者异刑而法不壹”；三是力行经济法治，“生财之术多门，而民富必基于政美”。
严复的家训思想以往少有人关注，《严复全集》现录有严复写与子女的家书99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赖江坤基于家书的分析，认为严复的一些家教观，基本上与当前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严复育有五子四女，大多成就斐然。为教育子女，他不惜重金聘请晚清大儒金子善做私塾老师，“仅1913年上半年，总计支付给金先生33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普通工人一月薪资如有五元已算不差，由此可见严复的良苦用心。
四子严璿在十五岁左右，完成家塾教育后考入唐山路矿学校，且成绩优异。严复对其并未一味夸奖，而是劝诫“为学须有优游自得之趣，用力既久，自然成熟，一时高低毁誉，不足关怀也”。他深谙当时教育虚浮弊端，特别提醒“国文分数，又有升班关系，自不得不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因而自学尤为重要，“至于真讲文字，固又是一宗事，后来从汝所好为之，不关今日之事也”。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严复对张之洞“中体西用”论嗤之以鼻，认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亡”。
在严复看来，中学和西学的“体用”是独立的体系，“中体西用”之说断不可行。但中国要发展求富强，又非学“西学”不可，因此他希望子女通过自幼熟读传统经典，为成年后接受西学教育时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价值观做好准备。
超前的君子观
1906年6月，严复在上海青年会演说《教授新法》时谈到，“既治新学之后，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
所说的“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是严复认为只有学习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母语和本土文化。
受传统文化淫浸甚深，严复难免会以“劳心劳力”来区分“君子小人”，但之后受西学“君子”的启发，对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产生许多新的理解和发现。
商务版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有一段文字：“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大人物全是坏蛋和骗子，他们的下属却都是甘心情愿受骗的好人，这种事情实在是难而又难。”
严译《法意》则为：世安有居其上者为小人，而责居其下者之为君子乎？亦安有居其上者长为欺人之奸，而望居其下者常为受欺之蠢蠢者乎？呜呼，必不然矣！
居于社会上层的坏蛋和骗子，严复译为小人；下层好人，严复译为君子，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小人”正好相反。
这个“相反”是孟德斯鸠的意思，是以道德来评判的。孟德斯鸠认为，“道德非君主之精神”，并在《法意》中自注：“所谓君子小人，皆自国民之公德而言。”
“严复理解了孟德斯鸠政治学术观点，因而在道德意义上使用了‘君子小人’概念。”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孙汉生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道德观念，对严复固有的“君子小人”传统观念，当有一定的影响。
早在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谈“新民德”，就运用了“君子小人”的概念。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之君子期于无损人而已，而西国之君子凡世间有一饥一溺皆己之性分未有尽也”。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应当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与其说严复重视外语，不如说他在倡导全球视野、比较思维。”孙汉生认为，这一认识在晚清时代，是超前和难得的，体现了严复思想的开放包容性。
再论晚年“保守”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发生“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严语）”“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孙语）”的争论。
对于这一历史公案，以往舆论几近一边倒地抑扬。“过去那种基于‘革命至上’的历史价值观念，认为严复前期激进、后期保守，乃至晚年‘顽固’‘反动’。”福建社科院研究员许维勤说，这一样板式评价方式，现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严复后期的思想得到了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和重视。
“没有严复进化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启蒙之功，便不可能有民主革命风潮的崛起；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严复启蒙思想的深刻性也难于显现。”许维勤认为，这就是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启蒙与救亡互补互动，并在这种双重主题变奏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历史辩证法。
许多学人对严复晚年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再评价，如陈云鹏等人认为，严复终其一生都在探寻民族救亡图存、国家民主富强的道路，其晚年思想的“保守”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如何进一步中国化进行的努力。
严复晚年自撰联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语出朱熹）。”王国维也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省委党校教授林怡认为，这些金句道出了严复、王国维对中西学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科学理性态度。今之学人唯有承接这种治学气度和胸襟，中国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葆有鲜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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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李俊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