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采 | 陈征：我与《资本论》
（来源：微信公众号“福建高校思政网” 2018-09-11）
陈征
（1928年 — ）
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原副会长
全国高师《资本论》研究会会长
2018年度“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唯一获得者
央视科教频道《立德树人 · 陈征》
新时代经济学界的泰斗和楷模
陈征教授自述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中医。我四岁开始读书，到十岁时就读完了四书、《诗经》《左传》《楚辞》《古文观止》等儒家经典。进入中学后不久，因日寇入侵，学校停办，辍学在家，其间还做了一年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考入无锡国专(后改中国文学院)学习文史。在无锡国专学习期间，我与同学一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除了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联共(布)党史》等，还包括《资本论》。当时看不懂《资本论》，说不上有什么印象。
1949年5月，参加革命后，我在苏南公学做教育干事、组织干事等行政工作。苏南公学是一所革命大学，该校主要任务是对将输送到苏南解放区的干部进行培训。当时接管的大企业很多，需要一批经济管理干部，为此，苏南公学特设企业财务管理系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规定该系不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要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由于师资缺乏，领导要我边学边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虽然没有学过，但我满腔热情和十分大胆地承担了这个光荣任务，力争做好。因而先后在企业财务管理系等单位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此就走上了经济学讲堂。
当时讲授政治经济学，没有统一规定的教材，只选了狄超白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该书包括从商品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部分；参考书只有薛暮桥的《大众经济学》，但这些都是从《资本论》中来的，因此，要备好课、讲好课，就要下决心读懂《资本论》。由于工作需要，我从不懂到基本上懂，从摸不清楚头脑到能通俗地介绍其基本内容，并说明其来龙去脉，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才摸进了《资本论》的大门。此班三个月一期，我先后讲授了三、四期，得到了同学们和领导的广泛好评。
1952年底，我到华东党校理论研究班学习两年，期间，有名师的讲授指点和同学们的相互切磋，还获得了广泛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独立思考、认真钻研的机会。经过两年的学习，我对《资本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并逐步坚定了深入研究的决心与信心。学习结束后我留校工作。1955年，中组部调我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工作，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等课程。省委党校理论班有培训地、县理论宣传干部的任务，既包括学习当前政策，也包括学习基本理论。当时，《资本论》是该班重点课程之一，由我负责讲授。课后，我根据学员听课情况、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反复研究、及时整理讲稿，经过多次反复修改，讲稿内容逐步充实完善。这时，省委宣传部开办了一个《资本论》业余学习班，委派理论处郑奇方处长负责，由省直机关的部、处、科长们参加，晚上授课每周一次，要我主讲其中的三分之二课程。因学员经常公务外出，要求我发讲稿，我同意了。省委宣传部将讲稿铅字排印，除了发给学员，还发给各县的讲师团作参考。他们反映:不听讲课，看讲稿也基本上可以看懂《资本论》了。这些讲稿，就是后来我出版《〈资本论〉解说》一书的雏形。
1958年前后，在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影响下，理论班暂停，《资本论》课程也停止了。之后，我被派往农村搞“四清”，上午劳动，晚上开会，下午休息时间恰好用来学习《资本论》和有关资料，并结合当时的农村情况，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农业和农民问题。
《〈资本论〉解说》的出版归根结底是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大学复课了，有不少人都开始读《资本论》了。这时候，解释《资本论》的书，已出版的有: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解说了《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内容；在《中国经济问题》月刊上，每期还刊有王亚南等对《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内容的讲座。此外的辅导读物几乎没有。人们对学习《资本论》已经形成热潮，但《资本论》比较难懂，是学习上的一大障碍，迫切需要通俗而具体解说《资本论》三卷读本。有人曾看过我给省直机关讲课的讲稿，感到通俗易懂，对学习《资本论》很有帮助，建议修订出版。应客观实际的要求和出版社的约稿，我迅速将《资本论》讲稿进一步整理、修改，定名为《〈资本论〉解说》，起初分五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版第一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半部；第二年出版第二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后半部；1980年出版第三册，解说《资本论》第二卷；1981年和1982年分别解说第三卷，于1982年对三卷《资本论》的解说全部出齐。后因与《资本论》全三卷对应，将《解说》五册合并为三册。
《〈资本论〉解说》的文本特色主要体现在方法的使用与内容的设计两个方面。
首先，在方法使用上，一方面，《解说》重视与经济学说史的分析相结合。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与经济思想史联系十分紧密的，《解说》在对原著进行讲述的同时，对每个思想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提出的时间、地点及由谁第一次提出的等等，从而使《资本论》每个原理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解说》重视与《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论的分析相结合。《解说》既分析了《资本论》全三卷的结构体系，又对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进行分别考察，以体现《资本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此外，该书还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针对国内外学者对《资本论》一些具体问题理解的分歧，通过对照、比较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为读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其次，在内容上，《解说》按照原著章节依次解说，每章在前言部分阐释其中心思想、主要内容，以及在全篇中的地位，然后标明《资本论》的页数、段落、主要附注，帮助读者较快地抓住章、节的主线；而对于必须掌握的名词、典故、历史资料以及原文中笔误之处，我都标出并加以注明；尤其是重点、难点、难句以及容易混淆之处，均重点解说，帮助初学者读懂全文。
《〈资本论〉解说》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到火车站去接一位客人，偶遇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黄明同志。他和我熟悉，见我后抢着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在北京开会，研究学习《资本论》，部长在大会上说，大家都说《资本论》看不懂，的确也是。但如果对照陈征写的《〈资本论〉解说》，一段一段地对着认真看，就完全可以弄懂了。”部长在全国会议上的讲话影响力很大，不久，《〈资本论〉解说》一印再印，由初版三千余册增印到14万余册。不少人通过《〈资本论〉解说》读《资本论》，收到很好效果。有人说，《〈资本论〉解说》培养了“一代经济学人”。有的人把学习《资本论》的收获运用到从政、从商实际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这就充分显示了《资本论》巨大学术威力和思想作用。《〈资本论〉解说》作为教材被全国各地学校广泛使用，可以说，《〈资本论〉解说》的问世，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198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光荣榜》称“陈征教授的《〈资本论〉解说》是我国对《资本论》系统解说的第一部著作，特别是第四、五册（解说第三卷）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资本论〉解说》先后荣获国家级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福建省“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优秀专著奖，“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要读《资本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当时备受关注又难以一时说清楚的问题。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在于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资产阶级怎样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阐述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资本论》的中心问题，不能否定。但不能因此将它绝对政治化，视为“只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发展有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处于19世纪中期，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当时以市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研究其经济范畴、客观规律等运动和发展。现在看来，其中所研究的一些范畴和规律，除去其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的特征外，对垄断时期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用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论》中研究的范畴，如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济分析，以及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再生产规律等等，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即《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行不通的。实践也越来越证明：《资本论》中的一些范畴、规律和基本原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工作实践，完全证明了邓小平思想的高瞻远瞩，英明的预见性和正确性，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对所谓“《资本论》过时论”谬论的一个很好的批驳。
要真正搞好改革开放，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还要做更大的努力。这时我写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数篇文章陆续发表，文章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兼论〈资本论〉过时论》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观点，文中未提计划经济，以突出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该文在《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大反响。《新华文摘》于同年第4期全文转载。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IJSE)把该文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合刊。
对《资本论》的解说只能算是“读懂”。要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读通”的目的，还要做更大的努力。要“读通”《资本论》，就是要根据《资本论》中研究的若干理论，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再生产理论等等，弄清楚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例如商品理论，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如何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怎样创造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新创造、新发展；马克思以后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有哪些研究争论和新贡献，当前还有哪些重要的、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等等。一个个专题分别进行论证，采用历史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究。这就是从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纵向研究，目的是了解过去并为了指导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问题。由于工作量大，我带领几位研究生共同编写了《〈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1998年版)一书，冀图达到在弄懂的基础上进一步弄通的目的。这是我国理论界用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研究《资本论》有关理论专题的第一部著作，虽然还有不少缺点，确实具有创新意义。
为了达到读懂读通的目的，我主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资本论》研究丛书；另一套是《资本论》研究资料丛书。在《资本论》研究丛书中，《〈资本论〉解说》和《〈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一横一纵，在掌握《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弄清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时提出当前需要研究的新课题；出版的《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册，1983年、1990年出版)，针对当时存在的争论情况，编选了我们研究《资本论》有关专题论文，着重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编写出版的《评价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一书(陈征、严正、林述舜编写，1986年2月出版)，收集介绍国外如英、美、德、日等国学术界对《资本论》研究状况、人物、学派，主要著作和观点以及学术动态等，并提出我们的“评价”意见，作为了解国外对《资本论》研究的参考。该书出版后，受到研究生教学的普遍欢迎。这两部书，着重研究介绍了国内外对《资本论》当前研究的情况和争论问题。当时，我们还拟编写《〈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着重用理论分析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前者已出版(《〈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陈征著，2005年9月出版)，后者因特殊原因，虽已邀请了作者，但至今未能出书。此两书着重解决《资本论》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问题。同时，还组织编写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李建平著，1986年出版)。该书是将《资本论》提升到哲学和方法论高度来研究，当时在国内这类书只出三部，需要既懂《资本论》又有哲学专业背景的人担任。《资本论》研究丛书的出版，对《资本论》的来龙去脉、上下左右、国内国外，都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最新观点和资料，十分有益于弄通《资本论》。
为了帮助研究者了解我国过去对《资本论》研究的情况，节约读者在查找资料参考时所花费的时间，我们在大量收集、研究取舍的基础上，将当时我国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编选为《〈资本论〉研究资料丛书》，包括:《〈资本论〉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资本论〉一、二、三卷研究》等五册，选录了我国学术界已发表的有关研究《资本论》的论文，其中有老一辈的名家如郭大力、王亚南，以及当代名家如苏星、卫兴华等写的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文章，也有当代学坛新秀有见解、有价值的文章。一书在手即可通览过去和当代，为研究《资本论》的同志提供了方便。不仅为他们节约了时间，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花时间也难以找到的文章和资料。
上述两套丛书，既为学习和研究的人弄通《资本论》提供了方便，又开阔了《资本论》研究者的视野，还能进一步推动他们对《资本论》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两套丛书的编写与遍选，都是由我并带领我当时的研究生严正、林述舜、郭铁民以及李建建、蔡秀玲等同志进行的，只是个别书请有关专业人员写作的。
在全国学习《资本论》高潮的指引下，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加强《资本论》的教学，委托我校举办了两期《资本论》教师进修班，参加者共20余人，从1981年起每期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研读《资本论》并备课。为了教学工作方便起见，我组织编写了《简明〈资本论〉词典》（1991年1月出版）。此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方便教学，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一个简明本，颇受读者欢迎。为了使《资本论》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我们还通过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组织编写出版了我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教材中的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用四章，浓缩了《资本论》全三卷的基本原理，由我和副会长顾士明分别编写。读完这四章，就可掌握《资本论》全三卷的主要内容。将《资本论》基本内容写入经济学教材，是学习、运用、继承、发展的最好办法。此教材已问世近30年历五版，目前仍在使用，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普遍欢迎，这对于读懂、读通、运用《资本论》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只是读懂、读通《资本论》是不够的，还要学以致用。在读懂读通《资本论》后，就要运用，而且不能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怎样进一步研究呢?现在看来这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资本论》本书的版本、译文的研究，要求能有正确的文本提供给人们学习。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要有适度的专业理论和高级外语人才。其二，对《资本论》原著内容不同理解的研究，如对书中的某些原理有不同看法，通过争论，要求达到统一认识，正确理解，这也是完全必要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曲解《资本论》原理，攻击马克思主义，我们对此必须引经据典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批判，以维护《资本论》的真理性。其三，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在运用《资本论》有关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实现创新性的发展。即在坚持运用中发展，在运用发展中坚持。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要求。为此，我的后半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创建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二是创建了现代科学劳动理论。
地租理论是《资本论》中最难懂的理论之一，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只懂工业不懂农业，就不可能说是真正懂得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还继续坚持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深入研究。为了了解当时俄国的农业，晚年他还学习俄文，以便作为研究问题的工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大量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对城市地租较少涉及。但工业和农业是两大经济部门，只研究农业地租不研究城市地租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我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在研究中，我发现马克思是在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才形成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所以，只有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才能理解地租；只有理解生息资本和利息理论才能理解地价。因此，早期我十分注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平均利润等理论的研究。在1952年撰写出版了《资本与剩余价值》一书，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如《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资本论》第三卷的转化理论系列论文等。
在20世纪中期，国外有一种思潮，说什么“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过时了”。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由于农业有机构成低于工业有机构成，产生了绝对地租。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很快，农业有机构成不比工业低，因此，“绝对地租理论过时了”。甚至有人因此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此，我及时撰文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如果农业经济发展了，农业中有机构成等于工业，上述绝对地租不再产生，但绝对地租还是存在的，来源于垄断价格。这就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地租理论。
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主要是从当时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这种土地使用制度造成土地利用效率十分低下，城市土地规划不合理，生产要素得不到优化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城市工商业不断向前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城市土地无偿使用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直接阻碍着城市土地的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严重掣制。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是工业还是商业，都离不开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这就出现了城市土地市场、城市土地租赁和土地价格等经济现象。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确定土地价格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要发展城市土地市场，就要研究城市土地价格和城市地租。城市地租与农业地租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农业地租，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还需要研究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城市的地租。对这一重要问题我国当时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涉及，但我知难而上，努力探索，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实现理论创新。
研究的起点和出发点是要找出城市地租和农业地租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他们二者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运动规律以及具体特点，但是城市地租和农业地租相比较，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例如，农业主要是生产谷物，农业地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价值之中。在城市，不同行业对土地的利用不同，因而形成不同地租的来源渠道，这就成为城市地租的特殊性之一。又例如，农业地租主要依赖土地自然肥力。但城市地租则主要依赖土地资本的投入，作为城市功能的土地而起作用，是由于人们对土地进行改造，是社会条件形成的结果，位置在这里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城市地租与农业地租的来源，以及城市土地和农业土地的作用都有所区别，等等。
首先看城市绝对地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是由农业有机构成低于工业平均有机构成产生的。马克思还指出，一旦农业有机构成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相等，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就会消失，但绝对地租依然存在，它来自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即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上述两种情况的农业绝对地租都不符合城市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研究城市绝对地租的来源必须从城市地租特点的实际出发。由于城市用地存在多种形式，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服务业用地及居民住宅用地等，它们在使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绝对地租的来源也不同。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大都是来源于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这是从质的方面来看的。从量的方面看，在农业中的绝对地租量，是由劣等地支付的绝对地租量来确定的。城市绝对地租量也要由城市劣等地确定。但农业劣等地主要指土地贫瘠且又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城市劣等地则是指离城市中心较远、交通条件较差、处于城市边缘的城乡接壤地带。城市绝对地租量是由边缘地区的地租量决定的，这是计算城市绝对地租的起点和基础。由于不同行业对所用土地的优劣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而城市劣等地具有相对性。城市绝对地租量可以确定为郊区农村土地所支付的农业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量的总和。其下限不能小于郊区同等面积土地上支付的农业地租量，其上限不能大于使用该企业的全部超额利润。在上限与下限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由供求规律来决定，这就是城市绝对地租量的运动规律。而且随着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多，城市绝对地租量有逐步上升趋势。
在农业级差地租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地理位置和追加投资形成不同的生产率，是产生级差地租的物质条件。在城市，位置在级差地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城市级差地租Ⅰ中，城市土地位置的相对差别，仍然是产生不同经济效益的自然基础。由土地位置引起运输费用和资金流动速度快慢等对城市级差地租Ⅰ有决定性影响。在城市级差地租Ⅱ中，在城市一定面积土地上追加投资，通过高层建筑扩大容积率，就可取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一定条件下就转化为级差地租Ⅱ。从宏观上看，土地资本的投入，可改变原有土地等级产生新的级差，对城市级差地租Ⅱ的形成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土地产生各种不同的新用途。“一旦投入的资本分期偿还，这种化为利息的地租也就会变成纯粹的级差地租。”经过改造的城市土地必然也带有土地资本化的性质。由此可见，土地资本化在城市级差地租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级差地租量的运动规律是研究城市级差地租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级差地租量的最低限应高于城市绝对地租的量，其最高限应低于使用最优城市土地的最好企业实际所获得的表现为超额利润那一部分的级差收益量。在这种上限和下限之间，级差地租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变动。
有没有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必须根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从我国城市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回答这一问题。农业垄断地租是由在特殊自然条件下生产的稀有产品形成垄断价格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垄断地租。从城市的情况看，这种特殊形式的垄断地租也是存在的。在城市中同样存在产生农业垄断地租的经营条件，如在城市特别好的地段上经营商业，商品的销售额高，商品流转快，资本周转速度也很快，因而可以取得特别高超额利润，形成垄断价格，就可转化为城市垄断地租。而且在城市特殊位置的土地建造房屋，房屋与土地密不可分，地价往往与房价结合在一起，地租又与房租结合在一起，垄断地租往往包含在高额房租中。由此可见，城市垄断地租，既可能因对房屋的垄断而产生，也可能因经营企业取得特高超额利润而产生。城市垄断地租的量，“应该等于在城市黄金地段上单位用地平均承担的商业利润与非黄金地段上单位用地平均承担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差额。”它是以使用该地而取得特高超额利润为前提，根据土地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支付能力决定的。
总之，不管是农业地租或城市地租，不管是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或垄断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由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绝对地租，由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带来级差地租，由对城市特殊位置的地段的垄断带来城市垄断地租，前二者是地租的正常形式，后者是地租的特殊形式。总之，地租来源于垄断，三种不同形式的垄断产生三种不同形式的地租。
在研究城市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我又就地价、地产、房地产市场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房地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在地产市场上，土地价格是由土地资源价格和土地资本价格构成。土地资源价格是对由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由地租量的大小和利息率的水平决定的；对土地进行城市开发所投入的一定的资本，凝结在土地中形成土地价值，当土地物质进行让渡时就形成土地资本价格。这两方面的价格是由地产作为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的综合体所决定的，又源于土地作为自然物质与凝结了人类社会劳动这两方面属性。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当前城市地产市场的主要特点包括:不对土地进行所有权买卖，只进行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批租市场必须由国家垄断；城市地产市场收益分配的复杂性；房产和地产相结合，房产应服从于地产，等等。揭示这些特点,有利于促进城市地产市场的完善、巩固和发展。
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对社会主义城市地租进行创造性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我撰写的《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和《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二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和1995年第1期发表，接着，《论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经济学家》1995年第3期)以及《论城市地租的特性》(《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等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于1995年第5期发表了郭铁民、刘春雷、赵振华撰写的专文《陈征经济学思想述评》，指出有关城市地租理论的系列文章，在运用《资本论》地租原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地租方面，填补了学术空白，是对《资本论》地租理论创造性的新发展。之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这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至今该专题唯一的一部著作。该书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为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该书于1998年先后获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我于1991年被评为我国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两次被评为福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首批优秀专家(1987年、1992年)，1995年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获“培养德才兼备高质量的研究生”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研究生教学中坚持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创新性的运用和研究，成为我们培养博、硕士生的重要特色之一。1999年10月，由我和李建平、郭铁民合写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一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名列榜首。当时有人戏称为状元性质的文章。
提出现代科学劳动新理论主要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代劳动出现的一系列新特点。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而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当时科学技术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般科学劳动”对生产有重要作用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当时还处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处于早期阶段。20世纪70年代兴起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当代新科技革命，将大大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走向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与19世纪中期马克思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劳动价值论必须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劳动价值论着重说明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劳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商品价值创造以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科学劳动对生产和经济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精神劳动生产的产品得到广泛的发展和使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等等。因此，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必须进一步扩大，科学劳动或一般科学劳动必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概括地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对有关科学劳动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一般科学劳动如何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这时，由于认识的发展，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概念；第三阶段，着重研究现代科学劳动是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范畴和核心理论内容。研究过程是认识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研究结果才认识到:马克思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现在，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要运用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也必须创造性地提出像劳动二重性那样的经济范畴，我认为，这个范畴就是现代科学劳动，这是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
第一阶段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的阐发。“科学劳动”一词马克思早就提出。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他又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这就是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创造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即来自于“一般科学劳动”，而来自于直接劳动的部分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一般科学技术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马克思就预见到一般科学劳动在生产中大大超过一般劳动所产生的巨大威力，比一般劳动不知高多少倍，这已十分难得。
对于“科学劳动”一词，马克思没有作过简明的概念表达。我认为，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高级脑力劳动，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在不断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客观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这是科学发现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将科学应用于生产，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工具、手段、工艺，并培养劳动者使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运用它们来进行生产活动，这是由科学到技术，再由技术到生产的应用过程，是由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过程。这不只是少数人或一、二代人劳动的结晶，而是由人类的祖先世代相传长期劳动的结晶。科学劳动表现为脑力劳动，或构成脑力劳动的主要部分。人们往往只看到脑力劳动，而不注意进一步对脑力劳动所包含的这种科学劳动进行深层次分析，因而长期以来，忽视对科学劳动的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是提出“现代科学劳动”新范畴。马克思在科学技术尚未高度发展时，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般科学劳动”对生产有重要作用的著名论断。但当时科学技术如何应用于生产属于早期的探索阶段。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人们通过不断的劳动生产实践，积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运用和制造新的生产工具并寻求新的劳动对象，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劳动技能，逐步认识自然界物质运用的客观规律，起初是点滴地搜集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行系统地整理概括，形成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这就产生了科学，形成了“生产→技术→科学”的模式。科技发展的早期，整个科学技术还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实践与人类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因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是不大的。
19世纪发生的电磁学革命直接引发了19世纪下半世纪的电力科学技术革命和近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新高潮，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状况，并由此确定了“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这就是说，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采用新技术，进行现代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在科学劳动者进行科学劳动、创造、传播、应用、发展科学技术能力的过程中，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尤其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各学科、各专业、各类知识之间相互渗透、汇流、交叉、综合、日益频繁，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新趋势，开始走向“大科学”时代。这时，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已不是一般科学劳动，而是现代科学劳动，即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现代各国生产力水平都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而科技能力和创新水平又直接取决于科学劳动者的现代科学劳动的质量和水平。邓小平及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使第一生产力能够充分实现，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依赖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不只是当今世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新范畴，说明它是一般科学劳动的新发展，把一般科学劳动和现代科学劳动区分开来，着重说明现代科学劳动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情况下，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
第三阶段是说明现代科学劳动是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范畴和核心理论内容。
现代科学劳动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进行现代科学劳动的人可称为现代科学劳动者，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力。现代科学劳动力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包含三个因素，即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劳动者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也必须具备上述三个要素。但为了掌握现代科技知识，进行高精尖科技实践，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科技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更新、更精深的工作，批判、继承、创新，反复试验不断积累和修改、整理、鉴别等等，要支出更大量的科研经费、实验经费等费用。这些都是知识的价值凝结，构成现代科学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应大大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价值。这是从一个人来说的。但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创造往往不是一个人所达到的结果，需要一个群体经过长期共同劳动、反复探索、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种长期的共同探索的集体劳动的结晶所形成的价值量是相当多的，因而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不知要比一般劳动力价值要高多少倍，付与现代科技劳动者较高报酬是完全应该的、合理的。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则是人们借助科技驾驭、改造和利用自然力，将自然物质改变为人类有用物，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在这里，虽然有体力劳动的支出，但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科技的发展，脑力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逐渐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现代科学劳动，既可转移大量的旧价值，还可以无偿地利用自然力，创造大量的新价值。马克思说:“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正由于现代科学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无偿地利用巨大的自然力等一切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而且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总而言之，现代科学劳动与一般科学劳动相区别在于，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远远超出一般劳动力的价值、现代科学劳动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代科学劳动所反映的是劳动领域里的实质性内容，只要是掌握了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劳动都可称为现代科学劳动，它是一个本质范畴，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劳动形式之中。包括现代服务劳动、现代管理劳动、现代科技劳动、现代精神劳动、现代教师劳动等。例如，掌握了现代科技的经营管理工作者的劳动是现代管理劳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现代科技劳动；等等。这些具体劳动形式都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是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内容。即整个社会经济不再像马克思时代那样以工业产品为中心而进行运转，而是工、农、商、交、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统一运转，在这些部门的劳动者主体，都需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都需要通过各种不同具体形式互相交换劳动，这是由当代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所决定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面对新的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丰富新的理论内容。
总之，现代科学劳动反映着当代劳动的实质，而各种具体部门的劳动则是现代科学劳动这一实质性内容所表现的具体形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开始关注研究劳动价值论，并针对当时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和回应，撰写了一些文章，对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又着手加强对现代科学劳动的研究。我写的《现代科学劳动探索》一文在《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发表后，又被译成英文，刊载于《经济学家》2005年第1期。《重视现代科学劳动的作用》一文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27日发表后，又被收入中宣部编的《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一书中(学习出版社，2001年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后来，我从有关这方面前后发表的40余篇文章中，选了26篇编为《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2月出版。当我写的《论现代科学劳动》一文提交中国《资本论》研究会讨论时，时任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田心铭认为这一观点和理论很有价值，他主张用“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组织名义发表，我作为执笔人，藉以引起社会的重视。此文按上述意见刊登于《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1期，并已收入《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书中。在该书所收的26篇文章中，《当代劳动新特点》等五篇系列论文与《现代科学劳动探索》等五篇系列论文，在2003年11月和2005年11月分别获福建省社科第五届、第六届优秀论文一等奖。
现代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科学劳动也会不断发展，这将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竞争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现代科技素质的人才的竞争，这已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关键。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科学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代科学劳动反映着生产最新发展趋势，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总之，大至于国家民族，小至于一个企业生产单位的兴衰成败，都与现代科学劳动者的劳动密切相关。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系列讲话精神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要重视掌握现代科技人才所进行的现代科学劳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科学劳动也不断发展，把人类社会经济从一个阶段推向更高阶段，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现代科学劳动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它将成为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发展高度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现代科学劳动是马克思科学劳动进一步运用和新发展，它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的未来，是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构成了这次新出版的《资本论》研究丛书的新的特色。也就是说，在新的丛书中，不仅仅是只有马克思已写的理论，还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创造的现代科学劳动理论，这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如今的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前身是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是1972年首批复办的四个系之一，当时我应组织的要求调至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学科的起步是从1979年开始算起的，当时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招收第一批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是担任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并亲自讲授“《资本论》研究”课程（每周三个上午）。当时结合学科的基本情况，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学科建设：
一是强化了学科人才培养。在学科刚起步之时，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研教学力量十分薄弱，学术水平不太理想。而对于省属院校的师范大学，吸引高水平的教师很难，一般的又不顶用，所以我坚持自己培养人才。如对于招收的硕士生中，一些拔尖的毕业生被留在系里从事教研教学工作，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经济学科教研队伍，今后也在学科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3年以后，我担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后，突出人才培养、重视学科对外交流，也鼓励学科的教师积极参加省内外的学术会议，并到多个国家进修访问，如当时李建平去联邦德国，严正去加拿大，郭铁民去苏联。至2001年，学科已有15人次赴国外留学进修，且全部按期回国，承担起学科的重担。有了这一大批经济学领域的优秀人才，为整个经济学科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坚持以研究《资本论》为特色，扩大学科影响力。我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从学科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就亲自讲授“《资本论》课程”，并于1978年出版《〈资本论〉解说》，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为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82年起，福建师范大学连续开办多期全国高校《资本论》教师进修班，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和组织者。这个阶段，我一共出版了《〈资本论〉教学研究参考资料丛书》七种。其中，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主编了两套《资本论》丛书，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5年至1990年，福建师范大学陆续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权。
三是以学术成果为支撑，实现学科跨越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研究以及现代科学劳动理论都是在这阶段日渐成熟，其他经济学教师也取得一些成果。有了这些丰硕成果的支持，加上雄厚的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突飞猛进。1995年政治经济学被评为省“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5年再次被评为省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我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与科研基地”；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我与李建平、郭铁民合作撰写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获1999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并居获奖文章榜首；同年该学科申报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得通过。无论是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还是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当时全国高师院校中都是唯一的。这表明，我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在全国高校中已居于前列。
继而，在李建平教授、郭铁民教授、李建建教授等一批优秀马克思经济学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建设在新世纪再创辉煌。2005年，第十批博士点申报，经济学院再接再厉，取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而此时我已年近八旬了，无法为学科做更多的事情，但这个时期我的一些成果如《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一书的出版，在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取得一些成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我仍继续坚持在教学岗位上为博士生讲授《资本论》课程，指导博士生，希望能为学科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1983年《〈资本论〉解说》再版时我曾作《感怀》一首，现改动三字，作为结语。
《感怀》
笔走龙蛇画彩笺，分明非梦亦非烟。
翻云覆雨难为手，学海书山苦着鞭。
白水早曾盟素志，黄金何处买芳年。
老来尤作鸡鸣舞，小石虽顽可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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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李俊哲）
